中国诚信业务产品
中国诚信社会信用大数据,作为国家发改委指定的全国首家信用体系建设服务提供商,旨在协助政府和社会构建信用体系框架,打造信用管理与信用服务于一体的公共治理模式,....
中诚信信用风险管理业务理念以信用风险管理服务为桥梁,连通资产和资金端,助力客户持续健康发展!该理念涵盖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于中诚信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行业大数据、信用大数据等为客户提供覆盖投前、投中、投后的风险管理服务,助力客户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第二层是将资本市场尤其是资金方的风险偏好传递给客户,助力客户走向资本市场,更好对接资金方,助力客户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5期)上的发言 一、不可低估美国打压中国的决心和行动力 2015年,我作为中国民间智库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去美国智库机构访问;2018年9月,作为一个半官方的智库代表团的一员,我再次访问美国。两次出访,我感受到了美方态度的巨大变化。基于这两次出访经历以及持续的研究,我认为对于中美问题一定要从两个方面保持清醒认识——“不可高估”和“不可低估”:不能高估中美之间经济互补的重要性;不能低估美国打冷战的决心和行动力。两年前我就持有这个观点,但是在那段时间社会主流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是一个非主流的观点,但是如今形势的发展印证了这一判断,成为了主流观点。 当前,我对中美之间形势的预判更加保守,认为要做好应对更困难局面的准备。美国已经借疫情做了与中国脱钩的压力测试,评估了没有中国参与的美国经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从“测试”结果来看,美国对中国没有根本上的依赖,同中国的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替代的,问题的核心只在于美国需要花费多大的代价去替代。 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美国大选的选情分析。最近几年,我同美国的一些朋友关于美国选举也有持续的交流,他们认为2016年特朗普当选的原因是,虽然美国的建制派、传统精英仍然坚持其传统的政治正确,就一些问题遮遮掩掩不愿公开表态,而特朗普说出了很多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这是当年特朗普能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情况当前仍存在。基于这个原因,美国选情才有分析的价值和必要。也正因如此,即使民调落后、甚至比较大幅度落后的情况下,特朗普仍然有当选的可能性。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即便像特朗普这么糟糕的总统也能够有稳定的支持率。 无论是谁当选,中美关系的短期走向是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因为美国两党已经形成了遏制中国的共识。这一共识基本没有什么反对者,此前的亲华派现在也都变成了反华派,一些知华派也变成了漠视中国派。所以,当前形势的这种变化在短期内逆转是很难的,这些困难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 1、中国经济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2、意识形态的矛盾再度成为主要矛盾。 在历史上,美国经常把意识形态当做一种手段。此前我访问美国,同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交流时,他们举了两个例子——美国发起的韩战和越战并没有带来很大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这就是美国所谓的价值观。对我们来说,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判断一定不能低估意识形态矛盾,尤其需要反思近年来一些内部宣传内容引发美国社会误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二、中国应尽力维持“斗而不破”,避免陷入新冷战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态度是前所未有的。美国把中国当作兼具当年的前苏联和日本特征的对手,认为中国是它历史上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已经是美国社会的共识。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一方面坚持底线思维,不要对美国抱有太多幻想,不能高估中美经济和利益互补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也没有真正独门绝技的领域,美国人必须要通过我们的获得的产品并没有那么多。但美国在高科技等领域对我们封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前“黑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的行为并不可取,而且这方面过于乐观的宣传,对民众、对社会、对决策层也是一种误导。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良好的环境,此前对这种特别困难的情况并没有预期,特别是在全球相对和平的年代遇到这种困境。 面对困难,我们要努力发掘一些发展或者缓和的机会,那就是保持中美斗而不破的共存格局,这从长期来看是有利于中国的,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快于美国的。2018年的时候我就表明了这种观点,中美竞争中时间窗口是我国成功的关键。中国现在和美国决战,就像17-18岁的青少年和一个40-50岁盛年、壮年的人决斗,一方是年轻气盛的,另一方是老奸巨猾的或者说经验丰富的,这时候决战,青少年的胜率肯定是非常低的。但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30-40岁,人家是60-70岁,谁输谁赢一目了然。争取时间窗口,延迟和美国决战时间,能够为中华民族争取最大利益。美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美国打算下大力气去打破这一局面,加速中美脱钩。 这种想法中美双方都清楚,是阳谋而不是阴谋,核心是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一个做法就是创造中美联系的宽松环境,即便在中美政府关系完全中断,没有官方联系的情况下,民间还是有很多联系,比如说商界、文化界、科学界等都会有一定的联系。在中美两国政府交恶情况下,对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进行限制,是不利于问题解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持宽松的环境保持民间沟通的畅通。 中美长期的竞争非常复杂,我们不希望出现极端情况。从历史来看,即便美苏矛盾在当时看似无法缓和,但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也没出现实质上的直接军事冲突。如果中美走向热战,那么格局将变得非常危险。当前中美竞争的策略都是阳谋,有利于双方的选择大家都清楚,但如何化解对方的“阳谋”,仅靠信心是不行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寻求出路。 三、拜登当选短期可缓解部分外部压力,但长期来看对中国并不利 具体到谁当选的问题,我认为拜登当选虽然短期内可能缓解中国部分外部压力,但长期对中国是不利的。 短期来看,拜登并不会像特朗普那样近乎疯狂、走向极端,所以拜登当选后对中国来说短期内存在着一定的发展机会。而特朗普当选则很有可能继续走极端,并且特朗普的策略并没有什么章法,短期对中国的压力会更大。不过,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对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意义不大,毕竟我们是长期执政很有底气的政权,迫于压力的妥协和让步是不可能的。 拜登属于传统政治精英、传统建制派,他在对付中国的问题上会更注重缓和与盟国的关系。这也是美国此前打冷战的重要战略,如果美国不能拉它的盟国同中国一起脱钩,美国单独同中国脱钩对美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达不到效果。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拜登当选之后会加快美国同盟友之间关系的缓和,这一点对我们的伤害反而是巨大的。 面对非常困难的形势,我们仍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国际上行动。中美问题症结在美国,但是决胜 的关键在它的盟国。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化解美国同其盟国之间的共同意志,尤其需要加强同欧洲以及亚太国家的联系。这些国家和经济体在很多层面上并不是和美国保持一致的,我们能找到很多机会。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外交上要注重“求同存异”,谨慎处理各类宣传口径,尽量规避对内宣传可能带来的外部风险。 四、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寻找共同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中国和美国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短期内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代中国的地位。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是要扩大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更高质量的开放也是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能应对上一轮的WTO谈判后存在的一些冲突和矛盾。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美资企业在金融上有了新的动作,资金也有向中国、香港流动的倾向,借此机会我国可以加快金融的开放。我们此前对美经贸方面的工作应当进一步梳理,做得很好的要继续坚持,能够改进的要做出变化,适当让步。总而言之,在经济上加大合作的力度,对延缓“脱钩”、缓解中国严峻的外部环境、促进中国企业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第二,要寻找在国际框架下的多边合作机制。我们有时候一讲多边的概念就是反美的概念,就是反对霸权主义。我认为,这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经贸关系上,很多国际组织由于美国不断地退群压力都面临着重构。但在重构过程中,我们需要发挥积极作用,但这并不是组织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斗争,搞两大阵营。经贸关系错综复杂,犬牙交错,每个国家利益的界限并不明确,要防止这种集团化的斗争,应采取比较有效的灵活的方法。 第三,从国内宏观政策来看,要坚持底线思维,要加大供给侧改革,完善国内的供应链、产业链体系,加大资源节约力度,适当降低关键技术、关键环节的对外依存度。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0年10月)上的发言 一、政策是否转向常态化取决于疫情防控形势及金融市场稳定性 在控制住疫情蔓延后复工复产持续推进,稳增长政策不断发力,三季度经济增速4.9%,比预期要好,经济继续平稳复苏。随着经济的修复,宏观政策应不应该从应急性的应对转向常态化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外部复杂性上升、内部诸多挑战犹存,四季度市场还未修复到疫情前水平,维持短期的应急性措施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明年是不是还要维持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疫情防控的情况。当前疫情发展仍具有不确定性,这不仅要看中国的防控情况,也要看国际上的防控情况。假定全球都处于应急状态,我们放弃了应急应对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存在货币供给上的共振问题,不能掉以轻心。综合来看,当下货币政策没有进一步收紧的必要。财政政策上,要坚持积极的基调,要更加关注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是中小企业救助的重要抓手,对解决中小企业的就业和服务提供的问题十分关键。因此,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发放消费券来促进居民消费,这是在未来也可以推广的一种财政政策刺激措施。 第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过去相比,新形势下相对宽松、稳健的货币政策怎么样才能在金融市场上找到一些新的着力点呢?我不赞成大水漫灌。虽然监管部门多次表态不赞成大水漫灌,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可能会出现“大水漫灌”的情况。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当下金融市场重要问题之一,但从政府的整个投放量来看,对中小企业融资的量还不是很大,大量的钱还不是在中小企业里。另一方面,金融市场里很多民营企业存在资金冻结的问题,去年下半年出现了一系列民营企业大股东质押带来的流动性风险,被冻结的资金还未解除。资金被冻结,民营企业的大股东被质押后还要斩仓、不让卖股票,所以这些股票现在暂时还在民营企业手上,但股价没有回升,质押没有解除,实际风险依然在,一旦打开股票交易限制就有可能发生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溢出。不仅如此,很多新的民营企业在债务违约上还有新的发展。企业一旦债务违约,信用级别就下来了,今后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多,企业的发展也会更加艰难。 二、内部挑战犹存,外部全球化重塑,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稳固 此次我国在疫情期间实现错峰增长不在于培育了经济发展新动力,而在拥有疫情防控的比较优势。然而,随着各国疫苗的逐步推出、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这种优势也会慢慢地消失,所以这次复苏的基础并不是那么牢固。一方面,它依赖“六保”政策的强刺激,这个刺激是在“六稳”的基础上调低了底线。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高效,对缓解当前中小企业的困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那么新形势下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固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中小型服务企业发展困难。随着复工复产政策推进,国内消费有所恢复,但中小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服务业仍举步维艰。中小型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就业关系密切相关,但是在困难时期,中小企业往往比大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更难维持经营。 第二,国内投资信心不足。得益于政策性因素推动,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持续复苏,然而民间投资意愿却依然低迷。从中长期看,市场信心没有完全恢复,不仅仅是疫情的问题,也有对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调控的基本政策面的判断问题。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在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上还需要有很多的着力点。 第三,新的增长点尚未显露出力量。近年来,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推广如火如荼,新技术有二维码、健康码的发明,但新商业模式一直进展不大,在经济其他方面未看到明显的增长点。与去年同期相比,三季度4.9%的增长速度不算有优势,仍然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莫测。疫情期间由于防控得力,我国供应链率先修复,得益于防疫物资生产和“宅经济”的出口,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再创新高,这可能会刺激美国反华势力加大与中国的竞争力度。在发达国家加快制造业回流、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我国需要警惕“去中国化的全球化”。 三、加大补短板力度,促进内循环畅通 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政府提出“双循环”战略。双循环战略是短期应对和长期发展的有机结合,他是以内循环为主体,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但内循环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应坚守底线思维做好补短板工作。比如在中小企业债务问题上,可以参考2008年美国通过注资重要私人公司帮助其扩大新发股份的经验,这不仅能帮民营上市公司扩大股本、降低债务率,还能增强其经营能力,甚至还能防止经济系统性危机的发生。所以,我们应该摸排现在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为民营上市公司提供系统性的救助方法,助力其增发15%-20%的新股是当下兼顾效益性和安全性的关键措施。 过去内循环有很多种说法,供给和需求是一种循环,实体经济和金融是一种循环,产业链也是一种循环。不管从哪方面看,内循环的补短板工作要进一步地摸排,特别是在某些重要特殊的领域要坚守底线思维,要注重资源的节约和替代,建设节约型社会。 总的来说,考虑疫情控制情况和金融稳定性,第四季度的增长还是可期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第四季度本身,而在于要培育事实性的复苏,使中国的内循环在市场机制的框架下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特别是面对当前宏观经济复苏的态势,不仅要对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进行重新定位,同时也要加大补短板力度。
伴随着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会议中心屋顶的最后一片“贝壳”瓦归位,亚布力企业家论坛在亚布力阳光度假村的永久会址顺利落成。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自2001年在风车山庄举办以来,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九届。早在2012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就与亚布力阳光度假村签订了永久会址的协议,现在“永久会址”终于有了属于她名副其实的会议中心。 2020年11月18号,坐落在亚布力阳光度假村的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会议中心将正式投用,为即将举办的第二十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献礼!以“开放中创新 改革中转型”为主题的第二十届亚布力企业家年会盛典,彰显着中国企业家紧跟中国时代精神的脚步、为国家更加繁荣富强而不断进取的精神。 中国企业家论坛会议中心,由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哈尔滨大剧院的共同设计者马岩松主笔。在有着东方小巴黎美誉的哈尔滨,有一座美丽的大剧院,是中国艺术家们文化艺术交流的殿堂。在国家森林公园腹地的亚布力,矗立着一座会议中心,这里传承着中国企业家的冒险与创新,用思想改变世界。 马岩松介绍了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会议中心的建筑设计理念,他说:“白日,建筑犹如雪山的一角,与其紧紧相连。夜幕降临后,灯火通明的建筑如同雪地中帐篷,企业家们在帐篷之下,围绕一堆篝火,碰撞思想,交流企业创业和创新,展现了亚布力论坛创立的初心。同时它又似匍匐在大地上的蝴蝶,寓意破茧成蝶、充满生机的未来。一缕阳光从建筑主体顶部的玻璃天窗照进大堂,大厅中四壁的原木色营造出了柔和温暖的氛围,这些都为建筑增添多重自然气息。室外的绵延起伏的山峰与九龙戏珠的滑雪场,把思想、自然、艺术完美的融合。” 中国企业家论坛永久会址的室内空间设计以会议中心作为主体并延伸,并同时满足智库和商学院的功能,其中1200人主会场1间,150人分会场8间,专访室4间,TED阶梯式350人,演播厅1间,80人圆桌理事厅1间,可满足商务会议的各项需求。室外是亚布力阳光度假村的5S级滑雪场,初、中、高级滑雪道共17条,雪道总长度达32公里,国内独特的雪山资源可以让滑雪爱好者领略到高山滑雪的速度与激情。这里不仅是各行业的企业精英思想交流的平台,还可以体验征服雪山的成就感,每一次冒险都与企业家的管理思想、经营理念、胆识和魅力相互交融,激发出更深层次的精神力量。 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会议中心同时作为中国企业家博物馆,记录着近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传承与延续,博物馆以图文与实物结合的方式展示着近现代企业家的故事,宣扬着创新、冒险和执着的企业家精神。
中诚信一直把支持、参与、推动经济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与实践作为促进自身业务发展、专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和履行企业公民社会责任的重要途经,并就此与武汉大学建立了长期深入的合作。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双方合作,10月15日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一行来到中诚信集团银河soho总部参访,与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等进行了研讨交流。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 毛振华董事长简要回顾了中诚信集团与武汉大学合作的历程,对武汉大学给与公司的支持表示感谢,对下一步的共赢合作提出了具体的设想,表达了对武汉大学各方面发展提供力所能及支持的愿望。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 窦贤康校长介绍了武汉大学近年来的发展理念和情况,对中诚信长期以来对武汉大学建设的支持帮助表达敬意和谢意,对下一步深化共赢合作非常期待并表态将充分支持。 双方一致同意未来重点推进三方面合作:一是继续深化和优化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的建设和运作,使之成为中国高校培养人才的高地和知名品牌;二是以新冠疫情防控下湖北大力发展大健康产业、武汉即将举办“第二届大健康博览会”为契机,进一步共同推动联手湖北省、武汉市将“武汉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落地建设好;三是顺应中国企业ESG(绿色发展、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信息发布的趋势和需要,尽快推动由武汉大学、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武汉大学中国ESG研究院”,以推动国家可持续金融发展为目标,合作建设开放型、国际化的一流ESG研究机构,打造专业化的可持续金融专业智库和集“产学研”一体化的综合科研型机构。 参访期间,窦贤康校长与就职中诚信的武汉大学优秀毕业生代表进行了亲切座谈,询问了毕业生工作情况,并希望武大校友能够继续发扬武大精神、将所学知识付诸以实践,进而全面提升自我。 中诚信国际董事长、总裁闫衍、中诚信国际执行副总裁何敏华以及中诚信集团副总裁、中国诚信总裁李骥参加座谈。与会人员合影餐叙交流现场
编者按1950年10月1日,《中国金融》创刊,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编辑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交流金融实际工作经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本金融期刊,标志着新中国金融新闻出版事业迈出了第一步。2003年,《中国金融》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办”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但其政策性、专业性、实践性的定位没有改变。而今,《中国金融》已经成为金融宣传舆论战线中的重要一员,成为财经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刊物之一。70年来,《中国金融》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辉煌历程,坚持不懈地为金融改革开放鼓与呼。为了纪念《中国金融》创刊70周年,“中国金融杂志”微信公众号将从10月1日起推出“《中国金融》70年?70人”专栏,由70位多年来关注、支持《中国金融》,与《中国金融》同命运共成长的经济金融界领导、专家、学者,畅谈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故事以及与《中国金融》杂志的深厚情缘。专栏推出次序以人物姓氏笔划排序;部分文字选自其在《中国金融》刊发的文章内容,推出前未经本人再次审阅。| 本期人物 |▼毛振华中诚信集团董事长、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毛振华谈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目前债券市场在国内经济及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必须要重视债券市场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改革创新,从依托杠杆腾挪降低债务风险、扩充企业股本、落实注册制改革及加强债券市场统一联合监管等方面着手推动债券市场更高质量发展。依托杠杆腾挪降低整体债务风险,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目前,我国债务结构性问题突出,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较高,政府部门可适度加杠杆,可通过杠杆腾挪控制整体债务风险,稳定经济增长。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将企业部门杠杆转移到政府部门,适当扩大政府债券规模,特别是中央政府债券规模。对比来看,我国国债规模为18.66万亿元人民币,在存续债中占比为17%,而美国国债规模为120万亿元人民币,占债市存量的比重为37%,与美国相比,我国国债规模和占比均有较大提升空间;另外考虑到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中间偏下水平,政府部门拥有一定加杠杆的能力和空间。完善资本市场融资结构,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特别是扩充企业股本。我国融资体系呈现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比重不断提高的格局。截至2020年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的直接融资比重增长至17.6%。近年来,国务院多措并举,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从推进新股发行常态化、简化债券发行审批流程、优化再融资结构到新《证券法》落地,从交易所市场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到设立新三板、规范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等,多方式、多渠道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便利。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拓宽不仅有助于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债务扩张需求,更有助于改变实体经济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现象,降低企业部门杠杆和防范债务风险。特别是扩大企业股本,不仅有利于企业的持续经营,降低企业杠杆,避免债务危机发生,还能让投资者直接分享企业的收益,降低企业受债务制约的程度,激发企业的活力,对于经济复苏和结构转型都更为有利。除此之外,还可通过“债转股”缓释具有救助价值企业的债务风险。截至2019年年底,市场化债转股投资规模超1.4万亿元人民币。未来,应继续鼓励核心资产价值高、本身或转型后具有良好发展前景、暂时流动性压力较大的企业参与“债转股”,通过扩大企业股本降低债务风险。落实注册发行改革,发展多层次债券市场。2020年3月1日,新《证券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证券发行注册制度开启新的篇章。新《证券法》简化公司债券发行条件,扩大证券范围,调整证券服务机构准入及收费制度,强化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加大投资者保护,将有力推动我国债券市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发挥其资源配置功能。注册制落地将加速推动多层次债券市场成型,而发展多层次债券市场为注册制改革落地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两者相辅相成。未来,落实债券注册发行改革,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是细化信息披露要求,对同一债券发行人或相同债券品种采用统一信息披露规则,避免重复信息披露造成的监管成本上升;二是逐步放开投机级债券发行门槛,引导高收益债券一级市场形成;三是加强自律组织和中介机构对市场的监督,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对信息披露的监督审查作用,加大对违规信息披露的惩处力度。加强债券市场统一及联合监管。为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2018年,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指出,要建立统一管理和协调发展的债券市场,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和证监会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债券市场统一监管。从缩小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差异、统一信用评级业务监管到统一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规则、开展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我国债券市场统一监管趋势已有一定进展,但历史原因导致的多头监管问题短期内难以改变。未来,应继续推动不同债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构建统一的债券市场:一是对同一类型发行主体发债按照一致的发行规则和简单明确的债券品种实施监管,减少债券品种上的重负和冗余,避免重复监管;二是建立统一的结算托管体系,打通场内场外交易,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和债券跨市场交易,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三是出台适用于各债券市场的统一的债券承销、信息披露、违约处置等业务领域的监管规则,防范跨市场监管套利。——选自《中国金融》2020年第19-20期《改革创新为债市高质量发展护航》
贺国庆,九州腾飞;庆中秋,阖家团圆。10月9日,值此双节之后,中诚信集团喜迎二十八周年生日。二十八载砥砺前行,中诚信初心可鉴北京总部会场盛况各分支机构线上接入 当日,集团位于北京银河soho的总部布置一新,绿植与缤纷花簇相互映衬。中诚信集团副总裁、中国诚信总裁李骥先生主持并宣布庆典开幕,集团领导、各子公司负责人及中诚信员工200余人齐聚公司一层会议室,另有各分支机构通过线上会议接入,共同观看全新的集团宣传片,回顾二十八载发展历程、展望未来繁盛蓝图。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一番视觉飨宴后,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振华指出,每逢司庆,回首往事,内心总是感慨万千。首先要感恩这个时代、感恩我们的国家。1992年,中诚信诞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在这个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中诚信有幸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一同成长。中诚信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行业的开创者。28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飞速发展,在监管机构的指导下,在市场各方参与者的支持下,在数千名员工的不懈努力下,中诚信已发展成为中国信用产业的领军者。毛振华认为,中诚信走过了28年,在感恩的同时更要不断反思,目的是为了更好前进。28年时间并不短暂,中国共产党用28年实现了从诞生到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在和平年代里我们虽然无法感受革命先烈们的艰难困苦,但也体会到了创业路途的坎坷与艰辛。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先后有数千名优秀学子加入到了中诚信这个大家庭,我们希望中诚信不仅是一个企业,更是一所学校,为年轻人提供更大的舞台,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在这里体会到市场经济的灵魂,并为自己今后的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今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在疫情的影响下,国内外社会运行都遭受了剧烈冲击,全球格局或将面临新的重大变革。变革必将带来更多的挑战,也必将影响市场各方、每一个企业,乃至每一个人。毛振华强调,展望未来,中诚信将不忘初心,继续做好资本市场看门人和市场经济守护者,勇立潮头,始终做好中国信用产业引领者。两年后我们将迎来中诚信30岁生日,在公司的而立之年,希望全体员工能够再接再厉,为公司和自己交上一份更加优秀、满意的答卷。毛振华董事长结束讲话后,北京、上海、武汉、亚布力等地的分支机构于线上献礼集团28周年。随后,北京主会场及各地分会场员工齐唱生日歌并分享蛋糕,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现场氛围其乐融融。行稳致远,中诚信未来可期承接二十八周年庆典,中诚信集团副总裁、中国诚信总裁李骥先生宣布集团三十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工作正式启动。李骥先生表示,一是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负责统筹指导,毛总出任主任委员,成员包括各机构主体的高管领导;下设筹备工作办公室进行日常执行督办。二是从10月至12月发起30周年庆祝创意征集活动,征集庆祝活动的宣传主题标语、活动开展形式以及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建议,期待通过每一位中诚信人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让30周年庆祝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创新时尚,让每一个中诚信人都更有获得感、幸福感,也以此推动中诚信的事业开创新天地,再上新台阶。至此,中诚信集团二十八周年庆典暨三十周年大庆筹备启动仪式完美落幕。集团领导合影上海北京-54号院武汉汉街武汉虎泉深圳香港亚布力莲花山江苏浙江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3期)上的发言 一、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是短期应对与中长期发展的有机结合 “内循环”这一政策思路的提出,与以前讨论的提升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经济结构调整与再平衡等理念的提出背景有很大不同。“内循环”是在美国挑起贸易战、中国面临与外部世界新一轮“脱钩”风险甚至全面冷战风险背景下提出的应对之策。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通过国际经济大循环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合作,并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国家在分工基础上有合作也有竞争,甚至存在一些贸易冲突,各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地位有升有降,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管是大宗商品还是科学技术,各国都有长有短,互通有无,并没有觉得国际分工和合作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但近年来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全问题被提到了一个突出位置。美国首先提出安全问题,认为它的制造端在国外特别是在中国不安全,并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在美国利用其霸权地位打压我国之后,我们也同样认为技术端和原料供应端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很不安全。这种极端的情况使得我们对国际关系、国际经济贸易往来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这是“内循环”提出的主要背景。 如果只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内循环”的提出是有浓厚的短期应对色彩的一个决策,不是一个中长期的行为。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内循环也是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大国所必须面临的状态,不能长期保持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中美博弈只是给了一个调整的契机。综合来看,这一次提出的“内循环”是一个新式“内循环”,既是短期应对,也有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短期应对与中长期的发展有机结合。从这两个角度上把握,可能会更加准确。 我们转向以内循环为主并不是不想外循环,而是被迫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外循环,反而要想办法去保住外循环。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认清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经济学早期的分工理论,再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早就对国际分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了充分阐述;从实践来看,直到现在,全人类的发展都受益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即便是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加剧的背景下,我们依然要保持信心,全球范围内分工合作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些人把内循环看成是一个封闭体系,甚至有种解读认为这是“闭关锁国”,这是十分错误的。内循环虽然是一个自我循环的体系,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个封闭体系。我们必须要兼顾国际大循环,不仅当前要这么做,长远来看我们仍需要这么做。 二、实施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需重视三大要点 第一,要高度重视供应链循环。内循环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循环。从供给端来说,主要是保障当前我国供应链的循环,确保我国的产业能够有效运转,人民生活需要的各项物资能够得到有效保障。这里面就有很多供应端的问题需要讨论。比如大宗商品,虽然我们是人口大国,但不是资源大国,很多原材料产品——原油、大豆以及重要的矿石如铁矿石等大宗商品都需要进口,而大宗商品进口对国际物流要求也非常高,这是我们未来面临的重大考验。中美关系、国际关系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出现擦枪走火的情形,我们要认真研究,关注供应链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做好预案。 第二,要加大力度破解科技瓶颈。只有科技不断进步,中国经济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随着国内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但科学技术进步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比如有的需要靠内生机制,有的要依靠改革,有的需要通过国际间的合作,有的要靠大国体制,还有的要依靠尊重个人的学术自由、突出个人的聪明才智。我们要认真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推动科技进步,不可以以某种臆断来想象。 第三,要注重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需求分为终端需求和中间需求。从终端需求来看,主要是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从中间需求来看,需要重点关注制造业投资、新基建投资,等等。此外,尤其需要关注需求端的短板,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比如加大对教育、大健康等领域的投资力度。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更重要的还是需要在改革方面下更大的力气。实践证明,有些应急性的政策并不能有效的拉动经济,同时有些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长期基建项目亦不能解决当前的就业问题,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 三、建议从五个方面着手突破国内大循环“堵点” 第一,补短板。过去我们不是按照内循环的思路来开展国内经济工作的,在当前情况下,就需要按照内循环的要求补足短板。从供给端来看,尤其需要补足科技领域的短板,这不是一蹴而就,要循序渐进地做好面对更困难情况的准备,有一些领域要从基础工作做起,有一些领域要加大攻关力度,还有一些领域要加强合作,在一些领域还要有替代性的安排;同时,工业领域也有短板,这在此次疫情应对中也有所暴露,同样也需要补足。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在提振消费、改善民生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方面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不仅是一个短期安排,从中长期来看也要把国内消费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第二,要培育新动力和新增长点。从以往的政策实践来看,一旦经济遇到困难,我们就会考虑加大投资保增长,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通过增加信贷、扩大投资稳增长导致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大量资源,并带动债务风险累积至高位。在此背景下,新一轮发展不能再走弯路,必须要找到新的动力和增长点,要注重投资效益,将资源投入效率相对较高的领域。比如,在新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利用方面加大力度,减少资源消耗与浪费;进一步加强大健康领域的投资,等等。根据我的研究,大健康支出的效率是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的三到四倍,同样的钱花到大健康领域对经济的拉动力会更强。 第三,要发挥海外华人华侨的作用,搞好内循环的同时要重视外循环。当今世界,不是想内循环就可以内循环,总还有很多东西要通过国外来补充。这时候尤其要重视中国的一些传统优势,要发挥海外华人华侨的作用。海外华人华侨在过去很多困难时期都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年在这方面重视得不是很够。新形势下,尤其要注重发挥海外华人华侨在吸收人才、资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四,走节约型的发展道路。加大内循环会使我们在国际上面临一些阻力,这些阻力不仅短期存在,中长期也难以消除。我们需要重新考量资源消耗特别是对外依赖度较高或者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的消耗,比如通过发展新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降低石油消耗、通过推行节俭的生活方式减少粮食浪费,等等。当然,也可以做一些结构性的调整,比如加大国内低品位矿石、精选铁矿石供给来弥补可能出现的铁矿石的进口不足、加大废旧物资利用力度,等等。应当针对资源节约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使中国成为资源节约型社会,把节约变成一种文化,这不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发展有帮助,对长期发展也有好处。 第五,推进改革,走市场化的内循环之路。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提内循环,但也出现了一种误区:各个市、县都在研究他们自己的内循环,他们所谓的“内循环”的核心就是保证各自小行政区域内的内循环,搞出了各种封闭体系。这是对国内大循环的误读。内循环并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需要通过改革来完成,因为改革可以创造新的红利。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可以继续挖掘的经济活力,通过改革依然能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红利。总的来说,当前国内经济政策应当坚持防左防右,特别是防左,这对我们完善国内经济大循环能起到关键的、提纲挈领的作用。
一、国内疫情影响可控,但疫情全球蔓延下中国经济仍面临多重挑战 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走出疫情,经济持续修复,但是经济复苏能否延续仍受到全球疫情走势的影响,如果全球范围内疫情仍得不到控制,那么经济复苏在中长期来看仍面临多重阻碍。 从国内疫情来看,我个人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还是非常乐观的。湖北疫情中政府采取了封城和全面检测的大动作,北京、大连和乌鲁木齐社区疫情也得到了有效迅速的处理,这都给未来疫情的防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即便面对疫情二次暴发,我们仍能有效应对。当前国内已经四周没有出现社区型感染病例,确诊病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由于我国对输入型病例的防范有着非常成熟的应对体系,输入性疫情大规模暴发的可能性很小。综合来看,我认为我国的疫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对可能出现的国内疫情二次暴发的有效防范能力,为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复苏打下牢固的基础。但是,当前很多问题跟世界相联系,国际市场需求的下降使得我国难以独善其身。首先,在新的国际关系背景下我国经济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脱钩。虽然我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但重要的原因是进口在不断减少。全球的贸易增速也在回落,我们进出口贸易占全球的比重虽然上升了,但这不是一种 “健康”的上升。其次,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不足,累计投资规模仍未达到去年同期的水平,这也反应了当前民间投资信心不足。再次,消费不振的问题始终存在,前期疫情冲击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居民收入回落,居民消费行为变得更加保守。此外,受美国制裁的影响,我国高端产业受到较为严重的打击。尽管受美国制裁的领域是我们未来发力的方向,但是由于短期内没有符合标准的替代品,同时在技术上的交流仍存在很大的障碍的情况下,未来这个过程将会很艰难,会影响我国产业链的提升质量。 在以上挑战面前,我们不应对经济增长抱有过高的期望。我维持此前保守的估计,估计2020年经济增长大概在1%-2%之间。因为一季度的缺口太大了,很多地区很难达到去年的水平,下半年仍需要弥补缺口。虽然中央没有强化经济增长这一指标,但是地方会不自主的去攀比,为了好数据而制造数据。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不应把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期调得过高。当前一些先行指数环比表现得很好,但同比就不行,因为一季度的坑太大了,导致环比很容易出现较高的增长,而达到去年同期的水平却很难,综合来看实现相对较高的增长的确是勉为其难。二、针对困难领域对症下药,促消费、保中小企业、补产业链短板多措并举在当前经济存在多重挑战的情况下,政策应当对症下药,在困难的领域更要下相对较为猛烈的药,解决眼前的问题。 从刺激短期消费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仍坚持此前的观点,那就是通过财政来发放足额的消费券。这个措施很多国家都已经采取,中国是为数不多未大规模采取这个措施的大国之一。消费券主要针对居民刚需以及一些低端的非刚需,虽然会出现一定的道德风险,比如消费券用在了奢侈、浪费性的需求上,但比重非常小。发放消费券既能助力扶贫攻坚,又能从源头上加快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运转,发放消费券可能带来的损失同其社会效用相比微不足道。值得一提的是,消费券发放的金额一定不能太小,并且应当发放普惠式的消费券,但鼓励富有人群主动捐出。另外一个促消费的措施就是财政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企业发放工资,既能稳定消费,又能对稳就业做出贡献。 从当前民营企业信心来看,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债务—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国企对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民营经济难以得到与其发展需求相匹配的资源,导致近年来民间投资占比呈下降的趋势。尽管当前出台了一些措施在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但是具体落实上仍存在很多的问题。所以后续政策应聚焦民营企业能否享有公平竞争环境与公平配置资源的问题。民营企业在就业方面所做的贡献要远大于其他企业,加快恢复民营企业信心尤为重要。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短期内补短板不可避免,但是我们更需要把补短板与中长期的问题结合起来,要坚守供给侧改革的底线。建议政府在产业结构上做出一些调整,如将大健康产业摆到疫后经济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来。最近我的一个研究成果显示,大健康产业的投资对GDP的拉动要比大基建行业高出3-4倍。健康支出扩大、健康产业发展对于当前经济增长具有更直接、更有效的拉动作用。三、以消费为抓手畅通国内循环,加强对外合作保障外部循环 当前政策的选择面临一定的困难,一方面当前债务积累到相当的规模,简单的“大水漫灌”和大规模投资驱动将带来进一步的问题,另一方面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很多应急性政策仍需持续下去。政策选择应当考虑到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边界,当前这个方面仍有可为的空间。 从畅通国内循环的角度考虑,尤其需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扩大消费领域。消费的核心问题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当前居民收入分化导致占人口大多数的阶层消费能力不足。疫情中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但仍是短期的冲击,所以从根本上还应落在提升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上,这涉及到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在初次分配中如何把居民部门的收入提高。当然,居民部门的收入提高又会提高我们产业链调整和制造业生产的成本,这也是未来决策中所考虑的问题。从消费领域上来看,2008年以来长期利用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前基建投资效率不断降低,同时基建拉动投资对就业的解决有限,并不适合推动在疫后经济复苏中大规模应用。疫情之后,我们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对公共卫生补短板,其中涉及到大健康的部分与居民的消费密切相关。当然扩大消费领域仍需要财政的支持,当前财政收入下行,政府应当在基建和促进消费上做出权衡,减下一部分基建投资用于消费相关的领域。 从保障外部循环的角度看,需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国家,重视同欧洲和太平洋其他国家的合作,破解美国封锁。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一些问题我们单方面很难解决的,比如中美矛盾所引发的长期博弈,我们将要面临特别困难的局面,这点大家都有所预期。但现在看起来也不能太悲观,美国要形成同中国的所谓脱钩和冷战的局面,关键是美国必须把他的盟国拉过来一起与中国脱钩。如果美国的盟国不和中国脱钩,美国也没办法采取更为极端的措施,因为这样将对美国自己伤害巨大,而且会壮大其他竞争对手。所以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做好同既是美国盟国又是它的竞争对手的国家的合作,要重视与欧洲、太平洋其他国家的关系,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国家是当前我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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